毛佩琦：大学毕业后种了四年地

    毛佩琦是我们习惯称的所谓“老五届”，也就是“文革”中的大学生。他那个年级，人们习惯称“大三”，也就是说，他们读大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毛佩琦196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济南军区装甲部队坦克二师军垦农场。种了四年地后，再分配到山东荏平县做群众文化工作。这个期间他写的《青春之歌》，居然跟大作曲家瞿希贤的《蓝眼睛之歌》一起，成为团中央备选的团歌。

    因为在音乐界有了些名气，历史系毕业生毛佩琦在1974年再次被分配到河北师范学院音乐系，教作曲理论。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毛佩琦决定报考母校历史系研究生。他考研究生的主要目的，因为妻子在北京，他在外地，分居十年了。只有考上研究生才有回到北京的可能。

    而离开他喜爱的音乐重操历史旧业，又颇有些舍不得。

    毛佩琦接到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的入学通知，大哭一场。

    毛佩琦与音乐挥泪而别，重新踏进历史殿堂。

毛佩琦：
　　北京人。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78至1981年在中 国人民大学师从尚钺同志攻读明清史研究生, 曾任国家文物局对外交流博物馆馆长兼党委书记。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长、工会主席；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百家讲坛》“明十七帝疑案”主讲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
　　主要著作：《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国明代军事史》（合著）；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情—中国社会生活史》、《十大后妃》、《百卷本中国通史•明史10卷》、《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中国状元大典》、《四库全书大辞典•史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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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历史也考验他们的研究。”寥寥数语，道破了历史研究之精髓，流露出说话人之心声。

毛佩琦  为历史真实而努力不止

——学史不屈才 讲史传真知

文·石艳

   在《百家讲坛》“十大名嘴”评选中，毛佩琦以“最悬疑”入选，成为《百家讲坛》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主讲的“明十七帝疑案”，收视率排名位于去年《百家讲坛》所有讲座的第二位。在他的口中明朝帝王的那些悬疑故事被一一破解，观众为之拍案叫绝，民间由此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明史热”。然而，生活中的毛佩琦，却豪无“最悬疑名嘴”的架子，显得十分和善。他侃侃而谈，思路清晰而流畅，既不失学者严谨之底蕴，也不乏名师大家之风范。他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也思考着故事背后的历史。



与历史的不解之缘



   很多人问毛佩琦，是否因为喜爱明朝的历史史才研究明史。毛佩琦笑着回答说，“不是”。他谈到，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是不应该添进个人的思想感情，而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智，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对历史评判的公正性。其实，无论明史、清史，还是汉史、唐史，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都是研究的对象。因此，他所喜欢的只是这份工作，而不是某一段历史本身，或者某个历史人物。”听完这段话，不禁让人有些惊讶，但也觉得很在理。

   那么毛佩琦是怎样走上明史研究的道路呢？

   回顾往事，他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毛佩琦从小就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家中的那些文史类书籍更是爱不释手。他高中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1962年顺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专业是历史档案系。毛佩琦感慨地说，当时就是奔着历史去的。而真正开始对明史产生兴趣，却是因为韦庆远老师。韦老师专长明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了不起的著作，《明代黄册制度》。他是毛佩琦学术上的榜样。毛佩琦谈到，通过韦老师，他懂得了许多学习方法，并进一步认识了历史，认识了明朝。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为老师只是他们坐四分钱的公共汽车从张自忠路一号校园到国子监，去那里看朱元璋留下的大石碑，上面刻着朱元璋给学生的训示。受此影响，毛佩琦考虑将来研究明史。

   然而，就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毛佩琦回忆到，当时所有的课都停了，很长时间都没法继续学业，也无法进行历史研究。两年后，他被分配到了军农场，当时的大学生都要求去军农场锻炼。没想到在那里，毛佩琦却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提到这段往事时，毛佩琦不禁有些伤感，他说当年的自己十分喜爱音乐，虽然没有进音乐院校，只是自学，但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从大型歌剧、合唱作品、器乐作品到儿童歌曲等等，已得到了业界的认可。1974年，他被调到了河北师范学院，教音乐理论作曲，成为了音乐系的一名骨干教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革命结束，毛佩琦作为第一批再次考入了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系做研究生，不得不放弃他喜爱的音乐创作和教学。他曾为此放声大哭。

   他再次一头扎进历史研究。这时他遇到了到了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尚钺老师。毛佩琦笑着对我们说，他常常自称为是鲁迅的再传弟子，金日成是自己的大师兄。他解释说尚钺老师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不仅随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略》，而且追随鲁迅从事新文学创作。在《鲁迅全集》中，就收有一些鲁迅先生写给尚钺的信，鲁迅先生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就收有尚钺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而且给了较高的评价。毛佩琦作为尚钺老师的学生，当然就是鲁迅先生的再传弟子了。至于金日成大师兄一说，在日本占领朝鲜时期，金日成和许多朝鲜青少年流亡到中国东北求学，当时尚钺老师在吉林省毓文中学教书与少年金日成结下了非常亲密的师生以及朋友关系。后来金日成回国做了领袖，每次到访中国，总要打听尚钺老师的情况。至今，尚钺老师写的回忆他们当年那段交往的手书，还保存在平壤金日成旧居纪念馆。毛佩琦的话虽然不无调侃，却也是事实。而其中则透着毛佩琦对尚钺老师的敬仰和尊敬，却显得格外真切和感人。当他谈到自己老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的种种磨难和苦痛时，表情变得很凝重，眼神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当初的情境中。尚钺老师因为自己的独立的学术观点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激烈批判，但尚钺老师坚持真理，决不屈服于权势。毛佩琦说，1980年自己曾给《新观察》写过一篇文章，称自己的老师为“史学界的一条硬汉”。1981年毛佩琦毕业留校任教并帮助尚钺老师工作。尚钺老师患了重病，他的最后几篇文章都是毛佩琦替他拟写的。在一篇文章中，他体会尚钺老师的思想，拟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历史也考验他们的研究。”这话得到了尚钺老师的认可。尚钺去世后，毛佩琦动手整理出版了《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现在，上面那一段话已被当作座右铭用大字刻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会议室的墙壁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它也成了毛佩琦的座右铭。

   有的人说，都是些发黄的书本，是僵死的，但毛佩琦说却历史是生动活泼的，而且史学文章也应该有文采，司马迁的史记，不就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吗？有的学生说学历史屈才。而毛佩琦却说，任何有大智慧者学习历史也不会屈才。历史是一门大学问。他举例说，马克思研究历史，毛泽东也研究历史，但是没有人敢说自己已经把历史研究完全透彻了。毛佩琦说，历史学不是一个知识性的学问，而是一个思考的学问。历史的本质是给人提供思考的。它的意义很大，可以解释人类的命运，预见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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