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晰漫忆“风雨茅庐”
www.maoshi.com 2007年11月13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郁伯伯大概不会想到，那个经常去他家里玩的小男孩，有一天居然会为他的铜像揭幕。”上世纪90年代，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受邀为富阳的郁达夫铜像揭幕。那一刻，已经两鬓斑白的毛昭晰感慨万千，60多年的时光，在这短短一句话中悄然溜过。
毛昭晰口中的“郁伯伯”，就是郁达夫。而那个“家”，也就是杭州的郁达夫故居、大学路场官弄63号“风雨茅庐”。原来，毛昭晰儿时的居所紧邻“风雨茅庐”，他与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的大儿子郁飞还是小学同学。
2007年7月，“风雨茅庐”在结束半个多世纪的派出所用房后，终于开始整修。消息传来，78岁的毛昭晰眼神凝 重，记忆如夏日的杭城阳光，倾泻一地。
“风雨茅庐”留下欢声笑语
“我们家和风雨茅庐不过一巷之隔。”在省文物局办公室里，毛昭晰轻轻抚平面前的一张白纸，用一支短短的铅笔勾勒出当年大学路场官弄的地图。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是当时浙江大学数学系讲师，上世纪30年代，他们一家就住在大学路的浙大教工宿舍“求是里”。那是个小院子，里头有5户人家，毛家是最东面那户。隔着‘求是里’的小竹园和窄窄的场官弄，‘风雨茅庐’就在东南面。
而毛昭晰对于郁家的回忆，在“风雨茅庐”诞生之前，便已经开始。1933年暮春，37岁的郁达夫全家从上海移居杭州，大儿子郁飞与毛昭晰成为横河小学的同学，而毛昭晰的大妹妹毛雪莹则与郁飞弟弟郁云成为同桌。“他们先租下了场官弄的一座老房子，正对着‘求是里’的竹园。那房子门朝西，进门有一个石板地的小天井。”
当时，毛昭晰只有六七岁，用的名字也是外祖父为他取的“毛祖康”。儿时的岁月似乎总是无忧无虑，毛昭晰清楚地记得，两个孩子最喜欢的游戏是在郁达夫家天井的水缸里玩纸船。“天井里有好几个水缸，每次我们划纸船，郁飞的妈妈王映霞就靠在房间的门边看着我们玩，脸上漾着笑容，十分和蔼可亲。”
1936年春天，在老房子的南面几步之遥，郁达夫亲自设计的“风雨茅庐”完工。后来，王映霞回忆，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据记载，当时的“风雨茅庐”绿阴匝地，花木扶疏，两间书房的三面沿壁里全都排列着落地的高大书架，密密麻麻地放着数万册中、英、日、德、法等国文字的书籍。而对孩子们来说，这里则是新的游戏天堂——“风雨茅庐”仿造日本民居，在院子进门右侧专门辟出一间房子作为儿童游戏室，毛昭晰与郁飞便常常在房间里的榻榻米上玩耍。
“不过郁达夫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风雨茅庐”建成后仅仅半年，郁达夫便远赴福建谋职，奔波于闽杭之间。所以，在毛昭晰记忆中，他与郁达夫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不过，郁达夫的面容至今仍深深地印在他脑海中。“在我印象里，郁伯伯瘦瘦的，个头一般，常穿一件蓝布长衫，喜欢去浙江图书馆。那时候我们都知道，郁飞的爸爸是个大文学家。”
相比之下，毛昭晰更熟悉留守在家的王映霞。“我记得，她的相貌就像旧时月份牌上的明星，很大方、很漂亮。她的手也很灵巧，她很疼爱儿子，郁飞、郁云的毛线衫都是她自己织的。”我记得郁飞有一件深咖啡色的翻领毛线衫，我妈妈觉得式样很新、很好看，就照着样子给我也织了一件。”
听巴人谈郁达夫之死
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毛昭晰一家逃难到宁波、奉化、龙泉、福建等地，他与郁飞一家也失去了联系。“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妈妈在乡下看到报纸，说郁达夫与王映霞离婚了。”1938年12月，郁达夫偕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前往新加坡，1940年，夫妇俩在新加坡协议离婚，郁飞则暂时留在了新加坡。曾经的那份美好只留在永久的记忆之中。“1945年，抗战胜利，我考进浙大回到杭州，横河小学已经没了，‘求是里’也成了一片平地。”世事变迁让当时年轻的毛昭晰唏嘘不已。
而毛昭晰记忆最深刻的，则是关于郁达夫之死的消息：1945年，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在苏门答腊。“大约是1952年的旧历年初吧，中国驻印尼首任大使王任叔（巴人）卸任回国来杭，他是我爸爸的挚友。我爸爸带着我去他住的西泠饭店（今香格里拉）看他，在场的还有王任叔在安徽工作的女儿和我父亲的另一位挚友江文涛伯伯。整个晚上，任叔伯伯谈的都是郁达夫。”当时毛昭晰已在杭州大学（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担任助教，儿时与郁飞的友谊，让他一直牵挂着郁达夫一家人的命运。
“新加坡沦陷之前，郁达夫和王任叔等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从新加坡避难到印尼的苏门答腊，不久苏门答腊也被日军占领。有一天，郁达夫坐的公共汽车被开着卡车的日本宪兵拦截。车上的人全都吓坏了，不知道日本宪兵在说什么，只有在日本留过学的郁达夫知道他们是在问路。于是他就用流利的日语作了回答。宪兵一听，这个人日语讲得这么好，就要他给宪兵队当翻译，坐公共汽车的人还以为郁达夫是奸细。其实，当时郁达夫取了个假名字叫‘赵廉’，用酒厂老板的身份掩护自己，还兼做肥皂生意。”
“大约半年左右，郁达夫称自己有肺病，不干了。谁知，日本人投降后，有一天，宪兵队队长来找他，郁达夫跟着出去，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可能是因为郁达夫了解不少宪兵队的勾当，他们怕他会揭露出来，便把他秘密杀害了。”
巴人的回忆在毛昭晰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让他感动的是，是那个动荡岁月中，四处漂泊的郁达夫始终坚持爱国信念——在海外流亡期间，郁达夫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亡。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新加坡文艺界华侨组织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便是郁达夫。而在印尼给日本宪兵做翻译期间，郁达夫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了大批爱国志士与华侨。
“新加坡人对郁达夫有着深厚的感情。1987年11月，我受邀到新加坡参加丰子恺先生的画展，新加坡《联合早报》社长还对我说，新加坡老华侨非常怀念郁达夫先生，希望我转告郁飞，他们要请郁飞去新加坡。”郁达夫逝去多年后，仍然在新加坡有很大影响力，这也让毛昭晰感触至深。
郁达夫一生奔波辗转，而郁飞的命运也经历了几次波折。1948年，郁飞几经波折考入浙大外文系，与当时已是史地系四年级学生的毛昭晰再次相遇。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郁飞孤身远赴新疆，度过了将近30年的时光。到“文革”后，他调回杭州，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并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在省政协，郁飞与毛昭晰两位儿时的小朋友又重逢在一起。“上世纪90年代，郁飞远赴美国，临走前来我家告别，送给我夫人一本他翻译的《瞬息京华》做纪念。这本书是林语堂著的英文小说，他说翻译这本书是郁达夫的心愿，算是了了他父亲的愿望。”
“郁达夫被害已经62年了，但党和人民一直在纪念他，杭州人也忘不了他。我要感谢横河派出所的同志，在他们的爱护下，风雨茅庐才能经历几十年风雨却容颜不改，给我们现在的维修带来了很大的方便。”70多年的风雨岁月，在毛昭晰的记忆里沉甸甸的，而今人对逝者的怀念，让他颇感欣慰，“把风雨茅庐修缮好，也算是我们对郁达夫先生的一个纪念吧！”
链接：毛昭晰 1929年5月生于宁波，世居杭州，祖籍奉化。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51年后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83－1993年兼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及浙江省博物馆馆长。曾任第四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省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省老教授协会会长、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等职。
